"六四"问题只可解决,不可遗忘

2000-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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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电台所有的评论只代表评论员们个人的立场。)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王丹。"六四"的周年纪念又要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当局都会格外紧张。今年虽然不如去年那么敏感,但就在几天前,北大又爆发了学生游行示威活动,所以当局仍是如临大敌,专门颁布命令,调武警与公安一起负责社会治安的日常工作。当局一方面年年在"六四"前后心惊肉跳一阵,另一方面又刻意抹杀"六四"这段历史,但是历史怎么可能被抹杀呢?中国人真的会淡忘掉一切吗? 十一周年前夕,丁子霖、方政等二十名"六四"受难者、伤残者组成的对话团,发表公开信要求成立"六四"调查委员会、公布调查结果、制定赔偿法案。在香港,十八名儿童领队的二千名民众举行游行纪念"六四"。这一切都证明想让人民忘记"六四"是不可能的。对于当局来说,化解比防堵更有利于解决"六四"问题。在这方面,丁子霖等"六四"受难者表现出了远比当局程度更高的理性与智慧。他们组成"对话团",呼吁与政府进行有诚意的对话,实在是为化解这一情结提供了一个契机。作为受害者,他们并没有表示与政府势不两立,仍旧希望政府以对话方式满足他们的要求,这已经是最大的善意。如果当局接受这份善意,开启对话的大门,将为解决中国过去几十年政治运动中积累下的旧帐开辟一个社会和解的先例,为良性处理政治遗留问题提供借鉴。相反,如果当局自以为可以拖一天是一天,在矛盾总爆发之前可以用暴力打压善意的对话要求的话,就会关死一切社会和解的通道,一切过去的积怨将只有通过非理性的方式解决。这样社会就将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抚平伤痕,然后才能继续向前走,当局本身也会以极不体面的方式告别历史舞台。 我们说"六四"问题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因为它实际上是积累至今的社会矛盾的一个缩影和象征。"六四"问题解决与否,如何解决,都对其他社会矛盾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尤其在政府如何与民间互动的问题上,"六四"问题更可以成为一种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丁子霖、方政等提出"对话"这种方式,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他们已经从简单的悲情与愤怒中走出,把目光放到了"六四"的社会意义上;相比之下,当局的态度充分暴露了无知与自私。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王丹作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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