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和光的背面 《在那明亮的地方》自序(余杰)

2014-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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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明亮的地方(立体书封)
在那明亮的地方(立体书封)
Photo: RFA

二零一三年春天,在我第三次访问台湾期间,应邀赴台湾大学作了一次演讲。谈及两岸此起彼伏的民主运动时,我提到了陈文成和郑南榕,在我心目中,他们是真正的台湾之光。

我问在座的台大同学,你们知道陈文成和郑南榕的故事吗?

那一天,来听我演讲的大约有三、四十人,举手表示知道陈文成和郑南榕的故事的却只有三、四个人,大约只佔一成左右。

我想,有兴趣来听我演讲的,多半是唸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同学。我讲的题目很冷门,吸引力当然赶不上隔壁那间教室里举办的关於美容的讲座——还有化妆品公司前来赠送礼品。

对於在紧张的期末抽空来听我演讲的同学,我要表示感谢;但我还是为陈文成和郑南榕如此不为人所知而遗憾:台湾大学当之无愧地是台湾的最高学府,最高学府的学生尚且对刚刚过去二十多年的台湾民主运动的历史如此隔膜和淡忘,遑论一般的年轻人了。

那一次,我获得了一种震撼性的体验。我意识到,倘若历史的书写与教育被权力者所宰制,真相就会被雪藏,英雄就会被忘却。

如果人们不知道光进入黑暗的过程,也就不知道躲藏在光背面的黑暗是何其可怕,而每天都沐浴着的光是何其珍贵。那么,光的丧失与黑暗的重临,也许在眨眼之间就悄悄发生了。

二零一四年六月底,我有机会与台湾着名人权律师赖中强会面,他刚刚经历了诺富特酒店的“客房服务”事件——那间位於桃园机场附近的高级酒店,因为接待中共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而近乎处於戒严状态。早已入住其中的赖中强及其同事,不得不“享受”台湾情治人员的“客房服务”,一度被软禁在房间之内。

此前,谁会相信,在极权中国盛行的、秘密警察抓捕异议人士时叫开门的骗术“抄水表”和“送快递”,会像高速扩散的传染病,一夜之间就君临民主台湾呢?民主台湾对极权中国的影响,远远赶不上极权中国对民主台湾的影响,这是一条优败劣胜的准则。

那天晚上,走出台大校门,我一边向傅钟和傅园行注目礼,一边有了一本新书的腹稿:虽然我不是台湾人,但我要为台湾读者写一本关於台湾民主运动的书。这不是一本晦涩的学术着作,而是一本让高中生都能津津有味地读下去的书,一种融深度遊记、人物访谈、新闻报道和政治评论为一炉的新文体。一个旁观者的新视角,或许能刺激出台湾朋友新的思考。

於是,我开始选择一些跟台湾民主运动有关的地点,以空间为经,以时间为纬,编织一张关於台湾民主自由的历史地图。

太阳花学运之后的台湾,与太阳花学运之前的台湾,已然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台湾。此前的台湾是死水微澜,此后的台湾是惊涛拍岸;此前的台湾是病入膏肓,此后的台湾是睡狮猛醒。

与日渐衰朽的国民党官僚系统相比,台湾的公民社会新发於硎、朝气蓬勃,宛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台湾未来的希望,已经从反对党那里转移到年轻世代的手上。

二零一四年四月底,我第四次访问台湾的第一天,先赶去辅仁大学听“哲学星期五”系列讲座辅仁场次的开幕演讲——由叶菊兰女士讲《剩下的事还有很多:郑南榕留给我们的遗产》,而我的演讲则是下个月的第二场;然后去义光教会探视正在为反核四而绝食的林义雄先生,几年前我与这位“台湾的甘地”有过一次长谈的机会,他绝食的消息牵动着我的心。

在辅仁大学,那麼多脸上带着稚气的学生站起来自我介绍时,表示他们来此听演讲是为了更多地瞭解郑南榕,他们大声重复郑南榕那句掷地有声的话,“我支持台湾独立!”我不禁想起在绿岛监狱的高墙上看到的蒋氏政权的一句标语:“台独就是台毒。”数十年来,有多少人被这句紧箍咒压得抬不起头来。如今,年轻世代终於昂首挺胸地说,独立和自由一样,是无比美好的伟大价值。

在义光教会,我看到有不少年轻人在当志工,帮助维持週边秩序。尽管周围充满悲情的氛围,但我走过去签名时,志工仍然面带微笑、彬彬有礼。这不是优雅的反抗,什么才是优雅的反抗?一直以来,我最担心的便是,在漫长的反抗暴政的过程中,反抗者与反抗的对象变得越来越相似。林义雄说过,爱是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力量,唯有爱才能确保平安。我想补充一句:爱,更确保了反抗者不至於堕落成压迫着。那个炎热的下午,我与好友、人权律师滕彪一起,在义光教会门口,向着林义雄先生绝食的房间鞠躬良久,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在我的这本书中,会写到叶菊兰担任“终身志工”的郑南榕纪念馆,也会写到作为林宅血案发生地的义光教会以及林义雄先生在宜兰成立的慈林基金会和台湾民主运动馆。

而这一天的经验让我意识到,我要写的不仅是一段已经逝去的历史,而且是鲜活的、正在向当下延伸的历史。无论是在绿岛和景美听白色恐怖受难者讲述狱中生活,还是在紫藤庐听“庐主”周渝讲殷海光和《自由中国》的往事;无论是在阿才的店中与司马文武浅斟低唱、谈党外运动时代与情治部门玩老鼠戏猫的往事,还是在柏杨文物馆偶遇那位当过警总宪兵的馆员并听他袒露自我赎罪的心路历程……这些“在路上”的故事,让我深切地感到,自己是历史的参与者与分享者。

台湾的转型正义远未完成,追索历史真相是必须迈出的一步。对於经受过中共秘密警察酷刑折磨、差点成为“中国的陈文成”的我而言,与逝去的陈文成、郑南榕、赖和、杨逵、胡适、殷海光、柏杨以及还健在的林义雄、郭振纯、陈钦生、姚嘉文、黄文雄们的相遇与相知,有一种相濡以沫的温暖,更有一种薪火相传的光荣。

这是我的第一本为台湾读者量身打造的书,当然也希望中国读者和海外华人能喜欢。

近年来,不少陆客到台湾“自由行”——对於自由行,我有不一样的定义:只是到日月潭和阿里山,算不得自由行;到那些与民主自由有关的地点参观,才是真正的自由行。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这本书,或许可以成为一本“自由行”的导览手册呢。

我对台湾本土文史掌故的了解,当然比不上《你不知道的台湾》的作者管仁健。专制政府要严密控制的就是军队、学校与媒体,管仁健的洋洋洒洒的三大卷作品也就围绕这三个领域展开。

管仁健的揭露国民党统治黑幕的、充满“古早味”的文章,颇受台湾读者的追捧,偏偏被一些误读台湾民主化进程的中国人所排斥。不少中国人真的以为,两蒋时代的台湾是“自由中国”的灯塔,此后台湾的民主是蒋经国在一夜之间大发善心赏赐给台湾人的。他们不知道陈文成案、郑南榕案和林宅血案,也不知道党外运动和民主人士前赴后继的抗争。他们寄希望於中国出现一个蒋经国式的人物,不经民间社会的任何努力,民主就成为嗟来之食。他们盼星星、盼月亮,从江泽民、朱镕基,到胡锦涛、温家宝,再到习近平、李克强,都是顶礼膜拜的对象,明君贤相梦至今未醒。

这种对台湾民主化历史的误读和对中国未来民主化路径的幻想,其实是一种思维上的惰性,以及责任感丧失的结果。管仁健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他说:“在我的部落格里,常有一些大陆网友留言,请我不要再谈台湾的白色恐怖,他们认为白色恐怖是老蒋当年「不得已而为之」,比起大陆的红色恐怖,这根本算不上什麼。”对此,管仁健感叹说:“唉!这其实正是中国难以民主化的主因。民主不可能从天而降,要谈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民主发展史,当然要从专制独裁史开始讲起。……许多大陆网友名义上是「反共义士」,手捧「民主大旗」,羨慕台湾的民主,却不敢碰触两蒋专制下的白色恐怖史。他们其实嘴里反毛,心里却还是供奉着毛爷爷的教导,敌人反对的,我就支持;敌人支持的,我就反对。所以这些人区分敌我的标准也很简单,只要中共反对的东东,他们就一概支持。这样做起来比较容易,因为完全不必用大脑。支持老蒋不必动大脑,动了大脑反而支持不下去,这些「本能」其实也就是中国人在老毛不断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斗争中以经验换来的。”

作为一名信奉独立和自由价值的知识分子,“次坏”的暴政和“最坏”的暴政,都是批判的对象。不能因为痛恨“最坏”的暴政(共产党),而拥抱“次坏”的暴政(国民党)。如今,中国有方兴未艾的“民国热”,有“国(国民党)粉”,甚至有“蒋(蒋介石、蒋经国)粉”。这样一种“奴在心者”的精神状态,绝对不是公民社会的催化剂。

但愿我的“台湾民主地图”系列,与管仁健的着作一样,成为这部分误入歧途者的“解毒剂”。

这本书,也是我对台湾的感恩与回馈。在我思想启蒙的旅程中,台湾曾扮演过不可或缺的角色。滴水之恩,自当湧泉相报。

在我的中学时代,柏杨和殷海光的着作宛如在铁屋子顶上开了两扇窗户,让我看到了满天繁星。由此,我知道了那个遥远的小岛,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爱,那些恨。

到了大学时代,我在北大图书馆的那间名为“港台文献中心”的小小阅览室,读到赖和、杨逵、吴浊流的着作,读到《自由中国》和《文星》的故事,以及古龙武侠小说中反抗绝望的存在主义精神、聂华苓小说中对女性身份的自觉与反省……这一切,让我在六四屠杀之后长久的肃杀与沉闷之中,重新找到航标与希望。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可以想像,如果没有台湾前辈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文学启蒙,我还会在幽暗与曲折的精神隧道中苦苦求索很久很久。

所以,我将台湾当作精神的故乡。我计划用几年的时间完成“台湾民主地图”之三部曲。每卷描写二十五个地方,一共有七十五个地方,遍及台湾的每一个县市,这些地点包含广场、公园、纪念馆、由监狱改建的人权园区、名人故居、书店、咖啡馆和餐厅等不同类别。我走遍了这些地方,自己也变成了半个“在地人”;而我的读者若是走遍这七十五个地方,就等於完成了一门关於台湾的民主历史和人权进程的课程。

这本书的主人公是一个个的反抗者。他们当中,有的人已经被遗忘,有的人遭到了扭曲,有的人甚至被政客利用。其实,法国思想家加缪早就指出,反抗者不是革命者。二零一四年的盛夏,当我在少年时代无数次想像过的绿岛挥汗如雨地行走之时,眼前自然而然地浮现出了政治犯曹开在〈我们的诗歌〉中的诗句:「我们被放逐,锢禁/又一个恶魔岛在我们眼前……」曹开的女儿曹贵理说过:「父亲就像一棵苟活於乱世的含羞草,总是很小心地防备着这个世界的是是非非,软嫩的身躯在闭合开展之间,渡过他的一生。」其实,我也是一株小小的含羞草,不是因着有政治家的抱负和对权力的诉求,而仅仅是因着对暴政、专横、谎言的天生的敏感与羞怯,而情不自禁地开始了反抗的生涯。
我不知道这本书在书店上架时,店员会不会把它放在旅遊书的类别当中。如果说这是一本旅遊书,那么它或许是一本最沉重的旅遊书。它不是“轻旅行”,而是“重旅行”,它会让你的背包和心灵都更为沉重。不过,既然我们热爱光,就要直面光的背面的黑暗,才能提防黑暗的来袭;既然我们热爱自由,为了捍卫自由,有时候就不得不付出牺牲自己的自由的代价;既然我们热爱家园,就得走在背井离乡的路上,为着把幸福导入我们的家园。

这也是一本励志的书。我想对那些比我年轻的朋友说,当你认识到这个世界既有美好的一面,也有不美好的一面的时候,你就成熟了。美国思想家桑塔格在《旁观他人的痛苦》一书中指出:“点出一个地狱,当然不能完全告诉我们如何去拯救地狱中的众生,或如何缓解地狱中的烈焰。然而,承认并扩大了解我们共有的环宇之内,人祸招来的几许苦难,仍是件好事。一个动不动就对人的平庸腐败大惊小怪,面对阴森狰狞的暴行证据就感到幻灭(或不愿置信)的人,於道德及心智上仍未成熟。”亲爱的读者朋友,愿这本书陪伴你走过一段知识、道德及心智逐渐成熟的旅途。
也许,我们会在下一个街道的转角,或另一片树影的旁边,不期而遇。

二零一四年七月十日
美国弗吉尼亚乡间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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