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声音在远方破壁而出 苏小和《小雅歌》(余杰)

2014-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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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和诗集《小雅歌》(网络图片)
苏小和诗集《小雅歌》(网络图片)

我既是园丁,也是花朵。
在世界的牢狱中不止我一个。

 

曼德尔施塔姆

几年前,我为苏小和写过一篇长篇访谈,谈他的成长与信仰、文学和诗歌以及对经济学的思考。我跟普通读者认识苏小和的过程刚好相反:大部分读者知道他,是从新闻或财经类的大众媒体上他撰写的财经评论开始的,这些文字坚守人文精神和古典自由主义立场,让人耳目一新;而我最早接触苏小和这个名字,是来自他的诗歌,我与王怡合作编辑《橄榄枝》杂志,王怡做过一个苏小和的诗歌专辑,我立即被这些清水出芙蓉的短歌所吸引。有童谣一样的浅白,又有箴言般的深邃;有时是侧耳倾听的喃喃低语,有时却是穿云裂帛的引吭高歌。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苏小和的诗歌都是经验的、当下的、抒情的和绝望的,其中既有对家国沉痛的批判,也有个人身体与梦想的虚空、彷徨。二零零六年,是苏小和的私人纪元,接受洗礼后,他从一名愤怒的、肉体的、沉重的诗人,转型为一名哀歌诗人、赞美诗诗人。诚如他自己所说:“缓慢地写了大概八年,感觉自己才摸到诗歌的门槛。关于汉语诗歌的一种可能性写作,从吉檀迦利到小吉丁,从埃利蒂斯到米沃什,从耶利米哀歌到雅歌,我对诗歌志存高远,但力有不逮。给我一些时间,我会继续缓慢地写作,直到我有能力把所有的句子献给上帝,我说的是我将手心捧起,举过头顶,等待上帝从我的门楣越过的能力。”《小雅歌》是苏小和公开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其中大部分诗歌都与基督信仰有关,一方面直指人性的幽暗,一方面仰望上帝之光。在当代汉语诗歌中,从北岛到海子都缺少对罪痛彻肺腑的体认和对真理的谦卑信靠,苏小和的诗歌正可以看作是“神性诗歌”的一个新开端。

黑暗中的人们:小丑、流氓与刽子手

“这座城市不认识我”,跟在北京生活过十八年的我相似,苏小和也是这座城市的“异乡客”。他有自己的公寓,有世俗意义上光鲜的身份,却始终不能“与北京共舞”。因为,北京的主人是一群不把无耻当无耻的小丑、流氓和刽子手。在《无标题的梦》一诗中,苏小和梦见这样的场景:有人大摇大摆地走进他的家,“转眼之间,我从主人/变成了看客/而他们,从流氓/变成了君王。”这不正是对北京以及整个中国的活生生、赤裸裸的写照吗?有时,梦境比现实生活更加逼近真实。

中国的历史就是从流氓到君王的嬗变史。在《小丑》一诗中,苏小和写道:“为了我被投入监狱的我的朋友/为了我被软禁的我的兄弟/你们是勇敢的,正义的/你们是被爱充满的。//在你们面前/那些肥头大耳的谎言/那些麻木不仁的利益/是历史的小丑。//他们的鼻樑涂了白粉/嘴唇抹了口红/他们是一群/被人笑话的戏子。”在《夜深沉》一诗中,他写道:“每个有爱心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都被看成罪犯。//休息吧/瞎子和妇人/还有皮肤粗糙的乞丐。//夜色深沉/魔鬼自我加冕/暂时做了世界的主人。”诗歌固然是文字之美的极致,但诗歌其实与政论一样,不能以洁癖的名义回避每天都散发着恶臭的邪恶。否则,诗歌就沦为自我把玩的小摆设,宛如古代皇帝的百宝箱中的工艺品,虽然巧夺天工,却毫无生命气息。

在中国的诗歌和文学当中,并不缺少对小丑、流氓与刽子手的描摹,在王朔、陈忠实和廖亦武的作品中,读者可以看到更加鲜明的小丑、流氓和刽子手的形象。但是,更为关键之处在於:你该如何对待小丑、流氓和刽子手?有信仰的苏小和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在《刽子手》一诗中,苏小和写道:“他们杀的是孩子/是伸手要饮食的乞丐/我想杀了刽子手/杀了他们,就可以救活孩子们。”这不就是从古代的农民起义到现代的共产革命的逻辑方式吗?苏小和断然否定了这种“以杀止杀”的恶性循环:“我的脸变成了一把刀/我的泪变成了一滩血/你告诉我,我举刀杀敌/会不会首先杀了自己?”

当官府以七千亿巨额经费实施“暴力维稳”的镇压之时,当习近平宣称“架起铜墙铁壁,构建天罗地网”之时,以暴易暴是不是唯一的反抗方式?民间舆论中“与汝偕亡”、“哀兵必胜”的极端言论和暴戾之气日渐升温,在这种“比狠”的潮流中,苏小和坚持发出“政治不正确”的呼声,他在《论暴力》一诗中写道:“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暴力不可能收获自由/暴力只能收获暴力。”另一方面,他更相信,那些有信仰的同胞可以战胜暴力、战胜恐惧,并带领中国走入迦南美地:“只要你不恐惧/魔鬼就一钱不值/我们的自由,在我们心里。//我们的自由与爱有关/在爱里没有惧怕/所以别怕他们。//大声说出你的词语/高举你的鲜花/我们是自由的人。”(《别怕他们》)

被光照的人们:孩子、母亲与“最小的弟兄”

与戏子、流氓与刽子手针锋相对的,是孩子、母亲与最小的弟兄。基督徒当像孩子那样单纯,像母亲那样内心充满爱,像“最小的弟兄”那样为义受逼迫。

这是一个杀人如草不闻声的国度,这是一个连孩子都要杀戮的国度,“杀掉孩子/捂住母亲的嘴巴/不让她哭。//这是人间的方法论/求你看一看/求你毁灭那双肮脏的手。”(《小哀歌》)尽管如此,苏小和的祷告,不是求上帝毁灭这个国家和这座城市,而仅仅是毁灭那双肮脏的手,因为“即使这座城市到处都是罪恶/我也能在胡同深处找到一个好人。/所以,为了这一个好人的平安/你就宽恕这座城市吧。”(《城市》)这是何等诚挚地的悲悯之心。

苏小和为文革受难者林昭写了一首题为《林昭姐姐》的诗,“姐姐”这个亲密的称呼,让我想起张楚那首有名的歌曲《姐姐》:“姐姐,我看见/你眼里的泪水/你想忘掉那污辱。”据说,张楚的《姐姐》创作於一九八九年的那场屠杀之后,也是唱歌林昭的。而苏小和这样写道:“想象林昭是我的姐姐/她与我的母亲同年。/上星期我看见母亲穿过田埂去采摘青菜/她的背影已经没有林昭年轻。//有时我觉得林昭是代替我的母亲才死的/有时我觉得林昭还像母亲一样活着。/这就是我热爱的林昭啊/她一闪而过,得尽风流。//她活着是我的姐姐/死后是我的母亲。/活着是我的母亲/死了才成为我的姐姐。”通过“母亲”与“姐姐”两个身份的转换,林昭与天安门母亲的苦难,被压缩到同一个时间平面上。

苏小和为刘晓波写了好几首诗歌。收入《小雅歌》的,是一首普通读者或许不能破解其真意的短诗《夜晚》:“愿你今夜越过高墙/去远方/这个夜晚注定是你的/你让他们愚蠢/让我们有希望。”我更喜欢的、更直白的那首《十月八日之夜,大家都高兴得哭了》,则无法瞒过出版检查官的金睛火眼,不能选入这本诗集,只能在网络上悄悄流传:“上半夜喝酒/下半夜做爱/不舍昼夜/直到天明。//中途一哥们对着夜色竖起了中指/一个哥们被警察请到了派出所。/丫的显然喝多了/他说,难道我高兴也犯法么?”这首诗歌中,出现了不优雅的粗俗的动作和言语,而这一细节偏偏鲜活地描绘出当时人们的激动与愤怒。还有另一首内敛而沉静的诗歌,也是我所喜欢的,也无法收入书中:“不要怕他们/那遮挡我们眼睛的/遮不住我们的梦。/那杀我们身体的/杀不了我们的灵魂。”(《为那个有些口吃的读书人晨祷》)

关於我们的友情,苏小和也留下好几首诗。每当我在大洋彼岸读到这些诗,便感受到即使在风沙蔽日、冰雪交加的北京,也有心心相印的温暖。当我被秘密警察软禁在家时,苏小和写了《为每个人的祷告》:“城头变了大王的旗帜/我的弟兄还在囚禁之中/他的家成了牢房/我的家成了剧场。//路过的人/为每个人祷告吧!/这纷乱的日子献给尘土/这悲伤的泪水/献给神。”在我去国前夕,只与寥寥可数的几位老友聚餐告别。那时,我宛如麻风病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苏小和在《我们的晚餐》中,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场景:“后来我和岛子说起你/夜色忽然变成了一幅画。/白发的岛子,随意涂下一笔/他说,这是我们的宣纸。//我想念我们的晚餐/堆在北京的东四环。/那天我忘记了餐前祷告/不小心吃到一枚有毒的豆腐。//弟兄,这一夜注定成为历史/我先是和你深深拥抱/接着又看见岛子/站在东直门的大风里。//到深夜,我开始腹痛/豆大的汗珠滚落在地上。/我当时就想啊,他们打你/你是不是比我更痛。”而当我踏上飞机之时,他像唐朝的诗人们那样,用一首《丽人行》为我送行:“为你流泪,且欢呼/经上说,“流泪播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如今我手搭凉棚/送你去国。/如今我虚位以待/等你回来。”

最美的诗歌是哀歌

诗歌是一种与心灵关系最为密切的文学体裁。诗人蒋立波如此形容苏小和的诗歌:“与其说是苏小和的诗歌为中国当代诗歌注入了一种陌生的气息,毋宁说是创造万有的神为僵死、坚硬的汉语吹进了一口气。一种将祝福、祈祷、怜悯、盼望、赞美等元素融合在一起的崭新的语调,使他的诗歌散发出异质的光辉,并让我们的心变得柔软。”那种形而上的哀痛,那种对与上帝和真理隔绝的哀痛,那种对与生俱来的原罪的哀痛,赋予苏小和的诗歌以钻石般的密度与硬度。

所谓哀歌,不是顾影自怜、不是悲悲慼戚,而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而是“我的眼,使我的心伤痛”,而是与撒旦统治的世界格格不入,即便粉身碎骨,也要飞蛾扑火。在圣经中,先知的哀歌,无不是如匕首和投枪般刺向自我偶像化的统治者,并且将灭亡的信息告诉营营苟苟的、如同行尸走肉的百姓。苏小和的短诗《爱国主义》,比长篇论文更有力地戳破了习近平“中国梦”的肥皂泡:“一个不爱邻居/不爱陌生人/不爱敌人的人/却大谈爱国/那不是爱/那是暴力/是野蛮。”对於中共宣传机构打造的党国主义价值体系,苏小和直接戳穿其画皮:“党派是为了侍奉国家/国家是为了侍奉人/人是为了侍奉上帝/上帝让每个人得自由。//谁颠倒了这个秩序/谁就会遭报应/这是我的体会/谨记之。”(《诗言志》)诗人认为,一切的暴政都源自人的背谬和自义,独裁的根源就是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有的唯物主义/最後都会/走向异化/走向偶像崇拜。//昨天你是/领袖的奴隶。/今天你是/金钱的囚徒。//昨天你看自己/是一头猪。/今天你看自己/是一条狗。//你永远都不会/把自己/看成一个/具体的人。”(《唯物主义》)

在对二十世纪以来的种种蛊惑人心的价值、主义作出清理之后,诗人又将锋芒转向人内在的黑暗,这种自省精神在当代中国文化中是极为罕见的,中国的诗人,要么是孔雀,要么是斗鸡。苏小和则坦承:“我内心的黑暗/比周遭的黑暗更黑/如果你不来照亮我/我将死无葬身之地。”(《黑暗》)在深切地洞见自己内在的黑暗之后,对光明的渴望和寻求就变得无比强烈,“在一片黑暗中/寻找如豆的灯火”。(《方法》)在深切地洞见自己内在的罪孽之后,哀伤也就油然而生。而哀伤乃是诗歌最充沛的灵感。正是在无边无际的哀伤中,世间万物——工作、休息、祷告、少女、鸟儿、城市、花朵和麦子——都可以用诗歌来进行表述。

哀歌的传统,当然始於圣经。在苏小和梳理的那些先知式的诗人的名单之外,其实还有三位效仿的对象。第一位是俄国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中,他吃掉最後一点口粮,用泛青的手指将黑面包送进渗血的嘴里,其狱友劝他留点面包以后再吃,诗人最後的回答却是:“以后又是何时?”第二位是德国诗人保罗•策兰,这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倖存者,无法回答“谁来为证人作见证”的问题,於是纵身跳进塞纳河,他的最後一句诗是“终点以为我们就是/起点”。第三位是从苏俄流亡到美国的诗人布罗茨基,虽然被以“寄生虫”的名义赶出祖国,却用诗歌战胜黑暗,在充满阳光的组诗《罗马哀歌》中,自信地宣称,“我的视网膜上有个金色的斑点,/足够应付黑暗的整个长度”。我相信,假以时日,在生命经历更加严厉的淬炼之后,苏小和的诗歌也能与这些诗人的声音一样,在远方破壁而出。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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