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提议建廉政特区

2013-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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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官场腐败蔓延的现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教授任建明提议建廉政特区,让一部分地区先廉洁起来,之后将成功经验推广到全国。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在中国难以建立廉政特区。

上海《新民周刊》星期四报道,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从2011年就提出了建立“廉政试验区”的概念。他认为,试图自上而下,全面地、一次性地清理历史上积累下来的腐败问题,将很可能酿成一个重大的危机事件,引发巨大的政治风险,从而危及政权和社会的稳定。他看到,邓小平主导的渐进主义的经济改革让中国释放出了强大的活力,同时使风险和成本处于可控的范围内。任建明从“经济特区”的思路中受到了启发,相信建立“廉政特区”也能够有效地推动政治领域的现代化。“廉政特区”的试验就是要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在广阔的内地再造一个或几个像新加坡或香港一样廉政的地方,让一部分地区先廉洁起来。

对于在中国大陆设立“廉政特区”的构想,广东居民李勉之评论说,

“提出廉政特区,肯定有正面意义,但是这种提法是荒谬的。廉政不是能单独去追求的。现代人类的政治制度,分为两种,民主和威权。廉政在像新加坡这种比较小的政体内,通过威权的方式是可以实现的。但中国只有通过民主,才有可能实现廉政,其他方法都试过了,包括毛泽东的方式,或者中国传统的那种方式,都不可能真正的实现廉政。”

报道说,考虑到“廉政特区”实验的复杂性、风险性以及成功经验的可推广性,任建明建议,建立“廉政特区”候选地方政府的层级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在副省级城市、地市、县市三个层级挑选会比较好。如果这项试验能够成功,就为中国找到了一条反腐败成功的路子,然后再把这些成功样板的经验向内地其他地区、其他层级政府推广。

原河北广播电台编辑朱欣欣则认为,“廉政特区”在中国不具备可行性。

“当然我们希望改革是渐进的、改良的,但如果改革仅仅是自上而下、一党专制的情况下来操作的话,而没有释放民间群众的力量和活力,就很难进行下去。这牵扯到体制的问题,如果扩大到很大的范围,势必会触动特权阶层的利益。阻力首先来自中共官僚体制内的人。现在有个悖论,政治改革要在保证体制完整的前提下进行,但体制内的人大部分是既得利益者,本身是要改革的对象。自己革自己的命很难。”

在任建明的构想中,“廉政特区”的试验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准备阶段,用时半年,主要任务是反思过去的反腐工作,找到难以控制腐败的原因,为能有效反腐败准备各种必要条件。第二个阶段是集中查处阶段,用时1年到1年半,以最小的代价清理历史上积累下来的腐败问题。在本阶段开始前,同时推出财产申报制度和有条件部分特赦政策。第三个阶段是综合治理阶段,用时3年到3年半。主要任务是制度预防。对干部选拔任用、公务人员薪酬待遇、政府信息公开与透明、舆论监督制度等进行改革和创新,同时建立必要的激励性制度。还要在宏观制度层面,建立分权制约制度,实现民主、法治等。

对于任建明提出的清理历史腐败问题的同时,推出有条件部分特赦政策,朱欣欣评论说,

“他提出这个初衷是好的,希望能以特赦的政策来换取官僚体系进行改革。新人新政策、老人老政策,划一条杠,既往不咎等等,这是妥协的一种办法。但能否真正落实,我很怀疑。从人的本性来讲,如果没有很强的约束,人的欲望很难控制住。你现在从某年某月某日划线,以前的既往不咎,后面的官员可能会不平衡。”

广东居民李勉之认为,“廉政特区”如果在中国实施,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拼命抵制,因为这种政治改革会触动他们的经济利益。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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