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北明非常识:始皇帝“毛主的习”习近平的权力路(1):反围剿与梁家河

2019-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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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30日,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毛主席纪念堂,向毛泽东同志坐像三鞠躬,并瞻仰了毛泽东同志的遗容。(组合资料图/法新社/档案资料图)
2019年9月30日,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毛主席纪念堂,向毛泽东同志坐像三鞠躬,并瞻仰了毛泽东同志的遗容。(组合资料图/法新社/档案资料图)

40年之前,全球数十亿人口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想象,在中国这块版图的黄土高原上,在一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里,一名穷愁潦倒、游手好闲的“浪子”40年后成了集中国最高权力于一身的当代始皇帝,其一举一动影响着、造就着中国从官场到民间甚至到海外移民的所有人的命运。这是一个中国式的权力传奇。

习近平曾在陕西梁家河“上山下乡”,度过7年知青插队岁月。(Public Domain)
习近平曾在陕西梁家河“上山下乡”,度过7年知青插队岁月。(Public Domain)

 

毛泽东权力起步辨析1:五次反围剿

先看毛泽东。按照中共党史,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是通过五次反围剿,最终在遵义会议上确立的。

先看反围剿:中共党史说,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在193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一次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上确立的。背景是,在苏联共产国际领导下,他被夺去了军事领导权,其军事战略部署也被放弃,此一举导致了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惨败,几乎被消灭。后来在红军的逃亡中也就是“长征”途中,红军军事集团内部产生意见分歧,分歧的结果是再度起用毛泽东及其军事主张,改变红军长征路线,向国军力量薄弱的贵州逃亡,最终占领贵州北部重镇遵义,红军因此逃过大劫,免于灭亡。因此便有了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的遵义会议。

但是来自中共内部知情人的另一种陈述显然更合乎历史事实。这就是,一、二、三次反围剿,是朱德和毛泽东共同策划的,指挥,则是以稍后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朱德为主。而第四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已经离开军队了,这次反围剿的胜利却比前三次都大。不过在中共党史中,关于这些反围剿的总结,并不提周恩来、朱德的功劳。这种遮盖事实的做法,有让毛泽东功劳全揽的倾向。

毛泽东权力起步辨析2:遵义会议

再看遵义会议:据中共党史的说法,遵义会议根据毛泽东发言内容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秦邦宪)、李德等人的军事主张,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取消了博古和亲苏军事顾问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并使毛泽东加入了中央军事指挥领导工作。所以,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后来的中共党史是这样书写这段历史的:在危急关头,毛泽东“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但是中共党内知情人的另一个说法是,虽然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成为中央常委并在此后参与了军事指挥领导工作,但是朱德、周恩来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并未动摇,周恩来是最后负责者。而红军逃亡途中被归功于毛泽东的、出奇制胜扭转红军命运的战役,四渡赤水,是朱德与毛泽东共同指挥的,此役的命令则是朱德以其个人名义下达的。

再有,中共党史称,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这个说法也并不准确,中共党内的反对意见认为:遵义会议只能说是“实际上形成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不能说是“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说“确立”缺乏根据。因为毛泽东当时并非中共中共最高领导人,遵义会议以前不是,遵义会议之后也不是。

关于这段历史,中共党内私下的反对意见无从得知,但是中共党内公开的反对意见来自朱德的秘书陈友群。这是他在1980年中共4000高级干部召开会议、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时,发言说出这些意见的。这些意见当然没有向全社会披露,以后有机会我将向您披露他这次发言的全部内容。这是后话。

通常都说,战争时期靠打仗,和平时期搞建设,这是当权者的责任,也是个人权力的起源。虽然中共内部关于遵义会议的毛泽东的权威确立有异议,但是无论内部有多少争论,无论如何改写历史,战争时期的毛泽东确实是在军事斗争和军事逃亡中,初步登上中共领导舞台的。

习近平插队前后盲流生涯

回到习近平。虽然都是中共领导人,虽然他也立志在中共的朝廷里面找人生。他也住过陕西的窑洞。习近平与毛泽东最初的进爵之路确实不同,

早年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挨整,没有福分讓他享受,反而使他成为黑帮子弟而受牵连。1968年底,他随知识青年到陕西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隊时,依然不知道自己的此生要何去何从,当地百姓更无从知道这位不肯下地干活的人未来要当国家主席,要让人把梁家河的门槛踏破,当时都见他根本不下地干活儿,游手好闲,是个浪子。

这个习浪子初到梁家河几个月就呆不下去,竟偷偷跑回北京了。

结果更麻烦:他先被当作改造对象关进学习班,后被当作盲流关进派出所。学习班是文革期间反动“狗崽子”的去处,一关就是半年,整天灌输党八股并被迫自我悔罪。“盲流”是因为中共建政日清理“倒流”人口,清理出来的盲流人口并不让返回,却一股脑关进当地派出所,一关就是四、五个月。习近平在学习班的日子难挨,比在梁家河当农民更惨:派出所对盲流实行强制管理、强迫劳动,“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还要让你干重体力活”(习近平语),1969年10月以后,在皇城北京海淀街一带埋下水管道的就是这些盲流,这些盲流中,就有从梁家河偷跑回北京的知识青年习近平。(“海淀街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得(的)。见杨筱怀采访习近平:我是如何跨入政界的 《中华儿女》2000年第7期“省部长专栏” )

那时他父亲还在北京的卫戍区接受“监护”,无法为他提供保护,习近平学习班出来后依然没有人生主张。走投无路之际,听从了他的姨父,另一位中共高官,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副部长、后升任中国农业部副部长的魏震五和姨妈的建议,又回到了梁家河。

面对现实开始苦干

学习班历来不可能改造人的思想,走头无路迫使少年习近平面对现实,他的姨夫魏震五夫妇的劝慰也起了相当的作用,总之在北京被折腾近一年之后回到梁家河,习近平一改“浪子”习气,变成了一个农民认可的好知青。

1970 年,应该正是在他返回梁家河那一年,中国文革期间废弃的高等教育考试制度,以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选拔方式变相恢复。能上大学了!而在1973年这一年,延安地区得到的两个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的名额,全部分配给了给了习近平所在的延川县。(中时电子报2014年6月7日“7常委忆高考 习近平之填清华” )延安地区12县都接收了北京知识青年,而北京清华附中插队到延安地区的知青,全部都在延川县,集中在管庄公社和冯家坪公社。清华大学希望能够把自己附中的学生,从插队的地方再度招进清华大学校门。习近平插队前读的是干部子弟学校,北京八一学校,学校文革被解散后,他分配到北京二十五中。他之插队到延安,是循着习仲勋早年延安革命的足迹,渴望得到父亲早年革命基地的保护而来的,他被分配到了延川的文安驿公社,他的运气不错,撞上了那两个本来冲着清华附中学生而来的大学名额。

回到梁家河的习近平对上清华大学这件事志在必得:他当年就申请入学,并将三个志愿全部填写清华大学。(《中华儿女》2000年第7期“省部长专栏”杨筱怀采访习近平:”我是如何跨入政界的”  )

看上去习近平的生活突然有了具体目标,除了争取上大学,也是在那一年,1973年,习近平开始申请入党。为了成为这个党的一员,他多次递交入党的申请书,屡被驳回,直到十余次之后终于在1974年获准入党,并当选为梁家河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递交入党申请的次年,1975年,习近平顺利获推荐,進入清华大学化工系基本有机合成专业就读。

那时的习近平不与党记仇,不追究父亲挨整的苦,继续跟着这个党在权力之路上走下去。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以那时的信息封锁、知识资源、社会环境,一个年轻人,要想出人头地,除了攀附中共这颗中国大地上唯一的大树,还能有什么出路呢?

到此为止,我们只看见习近平个人发奋图强的苦干和努力,抓住了送到身边的上大学机会,却还没看见习近平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这个普普通通的工农兵学员居然在后来接近了权力,这其中必有故事。好,各位朋友,我用一句中国传统小说的分节语: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下一次,我们要认真地调查一下习近平的权力之路,看看他这个后起的始皇帝,跟他的祖师爷毛泽东,在攫取权力上,究竟有什么不同。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北明非常识。我是这个节目的撰稿主持制作人北明。谢谢收听,下周再见。

(自由亚洲版电台中文部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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