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北明非常识:始皇帝“毛主的习” 习近平的权力路(2):时来运转入朝,以退为进下放

2019-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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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图片:毛泽东、习近平。(AFP)
合成图片:毛泽东、习近平。(AFP)

从工农兵学员一跃为中国国防部长的秘书;从中央机构一跌到乡村县城——谁为习近平打开权力之门,谁主习近平之沉浮?插队偷跑回北京关了半年学习班之后,习近平再度回到陕西延川梁家河找见了人生方向。他那时还没有啤酒肚,也没有双下巴,咬住牙关努力劳动,终得正果:去了京城高等学府做了一名工农兵学员。毕业后,这位40年后的中国当代始皇帝,就正式站在起跑线上了……


习近平(AFP)
习近平(AFP)

七十年代中期,就读清华大学化工系的习近平是一个父亲受整治的普通工农兵学员,无论他是否无视父亲苦难、无视中共残酷专权、决意认祖归宗,他都不可能一步跨上中央权力的舞台。但是就在他毕业分配之前的一年,他时来运转了。

让习近平转运的背景是文革浩劫的结束这个中国大局。具体到工农兵学员习近平,则是他的父親习仲勋的复出。习近平1975年获推荐进入清华大学的时候,他父亲还在河南洛阳持续挨整,不过到了1979年他毕业,习仲勋已经是广东省委书记和省长兼任广州军区第二政委了。所以,这一年习近平工农兵学员甫一毕业,就搭上了他父亲的顺风车,一举进入军政两界:直接分配到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担任其父亲的好友、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防部长的耿飚的秘书,他同时顺理成章地成为现役军人。中共元老大都是拿枪杆子出身,他父亲为他选择的这条道路正是寻了这个中共选拔人才的传统。(维基百科“习近平”条)

这是习近平翻身得解放的开端,这个开端是一个象征,象征着他的父亲作为朝中人,是他官爵晋升道路上的开路人、护航人、保险人。

大转身回到原点

多年混迹于社会的習近平,终于在七十年代末依仗父亲一步踏上权力通天之路,可谓旗开得胜。谁都没有料到,两年刚过,1982年,他突然180度大转身,离开中央军委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离开国防部长耿飚,离开皇城北京,“下放”到县城去了。在共产党的历次政治整肃异己的运动中,为了让人绝对服从官阶的剥夺,有一个说法冠冕堂皇,叫做“能上能下”。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的下放不是组织的决定,是他自己的要求。

习近平自我下放——当然也要经过官方的手续,叫做“下派”——下派的地方是河北省正定县,他在那里做了县委副书记。

中国官方媒体,作为习近平自己领导的宣传机构,对习近平下放到县城的情況做过大量宣传,中心意思是說:习近平年轻时就胸怀革命理想,是个实干家,与群众同甘共苦,脚踏实地,勇于改革,招贤纳士、发掘历史、智力投资……他还谦逊朴实,尊老敬贤,总之他这次下放绝非为了镀金,乃是真的关心群众疾苦。——如果按照这一官方打造的说法,不为镀金,习近平应该一毕业就直接回到他下放的延川县,继续苦干。为什么要绕道中共直属机关折騰兩年多再回到基层呢。而且,如果重新选择基层,为何不选择偏远山区的穷困地区大展身手,而要选择以京城为中心位置的周边地区河北呢?

关于这一次大转身,习近平在自述中强调自己的事业心:“要去奋斗,努力,好好干一番事业”,因为时代不同了,“那些禁锢我们的‘左’的东西都解除了。” 他并以耿飚获悉他的决定后对他的劝阻,表达自己义无反顾的决心。(《中华儿女》2000年第7期“省部长专栏”,杨筱怀采访习近平:我是如何跨入政界的)从他当时已经决心从政,继承父业的人生目标来看,此番表白不无真情,但是他没有说出的背景更重要。从这些背景考察他下放的原因,可以见出习近平考虑问题的方式相当实际,目标也非常具体,说他有点机会主义并不勉强。他即便当时不满30岁,也并非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以退为进的背景

要明白习近平进入权力中心之后突然撤出并自我下放的动机,先要了解两件与习近平的这个举动有关的事。

第一件事是:文革后,中共当时掌门人邓小平主张转移国家工作重心到经济建设,他数十次强调军队要“消肿”,四百万军队至少要裁掉一百万。习近平的首长耿飚作为国防部长,根据邓小平的这些指示精神,已经在1980年主持制定了《中央军委关于精简整编的方案》。

军队裁员改制的大势,决定了习近平在中央军委的晋升之路受限。再说习近平既没当过兵,也没上过军校,难与他人竞争。

这件事对习近平在中央军委发展显然不利。虽然不利,尚不足以促使习近平毅然放弃父亲为他安排好的捷径。习近平离开国务院办公厅和军委办公厅另有重大背景,这就是中共选用干部标准的大翻盘。这个盘也是中国八十年代实权在握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翻的。

文革之后,邓小平主持下的中共中央锐意改革,干部面临换代,首先是选用干部制度的改革,邓小平在1980年1月、8月、12月先后分别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以及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反复强调选用干部要德才兼备,干部队伍要在革命化前提下倡导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新的标准和改革动向,导致进入不惑之年的太子党们跃跃欲试。到了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干脆把“干部四化”正式写入了党章。而这个时候,内部消息灵通、动作迅速的习近平已经到河北正定县半年了。相对于干部四化,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缺的是“从基层做起”的工作经验,他要进入选拔视野,最好换个艰苦的地方,做出政绩。

人脉优势

不过如果只是上述两个大背景,与其他太子党相比,习近平在权力捷径上未必占有先机。

另一位魄力十足、敢想敢干的太子党薄熙来,从政之初,从同样的起跑点,选择的是同一条以退为进的大转身道路。薄熙来也是因其父亲薄一波文革挨整,早前境遇艰窘;文革期间他也进过学习班;他没有插队当农民,当的是机修厂工人。他晚于习近平三年,在中国高考制度恢复之后的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修历史专业,后转入中国社科院深造。社科院研究生毕业后,也是因父亲薄一波已获彻底平反并恢复名誉,他一举进入中央办公厅和中央书记处。那是1982年8月,习近平前脚走出国务院办公厅大门,薄熙来后脚就走进了中央办公厅。也是两年之后,他悟出时务,也来了一个大转身,离开中央办公厅和中央书记处,自我下放到当地县城,也当了县委副书记。

与习近平同时申请下放的还有另一名太子党,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准备接替父业的太子党们,那个时期纷纷摩拳擦掌,看准了下放镀金的机会,都努力要登上中共干部选拔改革的这趟特快列车。

比起薄熙来等同道和对手,习近平的独特优势是中共党内组织部门的一项人事变动。没有这项变动,如今的习近平未必能有今天的权力风光。中共组织部的这项重大人事变动是:李锐先生突然掌握了中共青年干部筛选的大权。

李锐是知名的中共党内开明派、改革派和不懈地追求真相的中共党史专家。他文革期间挨整,文革后复出,1982年3月从水电部退休后,立即被中共二号人物陈云调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去组建青干局并任局长。半年后的9月,调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也就是第一副部长,仍然主管青干局。(电子版《李锐口述往事》“选拔第三梯队”p410;另见同书“李锐大事年表”)

(自由亚洲电台中文部版权所有,转载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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