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在刘宾雁追思会上的发言(余英时)

余英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刘夫人,家属,各位来宾: 今天我们都以同样沉重的心情,在这里追思刘宾雁先生。我想这种感觉大家是完全一样的。
201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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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只是想从我个人的观点,对宾雁先生做一个简单的颂词。我不是无缘无故地,或者只是敷衍式地歌颂一个刚刚走进历史的人,而是真实的感觉。

我记得第一次认识宾雁先生,我还在耶鲁大学 - 我刚刚跟我的老朋友郑愁予先生问过是哪一年,后来发现大概是1982年。我还记得跟他没有多说话,但是他跟我握手是很亲切的,有一种交流。我感觉他非常诚恳,他一心一意想为中国好。我那时已经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敢说话的人,中国叫做敢言之士。那时候“人妖之间”已经出版了,大家都知道宾雁先生的大名。但是,后来因为刘先生被赶出中国(不是赶出中国,是88年出国,89年在海外抗议六四屠杀,不被准许回国),在美国住了很多时间,也有一段时期在普林斯顿大学,所以我们就更有机会交流。

我的感觉,就是他的一些绰号,或者大家喜爱的一种称呼,象“中国的良心”,“刘青天,这都不是没有理由的,都是非常有根据的。因为他始终是抱着一种正义感,社会正义感,是非常强烈的。特别是要为受苦受难的老百姓说话。我今天想用“老百姓”这个词。这个词比“人民”好,因为“人民”这个词已经被滥用了,所以我不想用“人民”这两个字。他对中国老百姓说话,恐怕是他最大的特色。他能够畅所欲言也就几年。就是从右派解放以后,大概78年以后吧,到88年被赶出党,被赶出中国。就是这几年的时间,他做了他能够做到的,最大限度的事情,就是为老百姓说话,伸张正义,同时也敢于对腐败的权力,邪恶的权力大加讨伐。这是他的贡献。所以,叫他“刘青天”也罢,叫他“中国的良心”也罢,他都是当之无愧的。

“纽约时报”报导他逝世的一篇文字,称他为“内幕评论家,用中国话说,就是“体制内的批判者。”所谓“体制内,就是他是中共党员。他是满腔热血去革命的。而革命是出乎很纯洁的抱负,是一种不平之感。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一直是相信社会主义的,也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我想,他到老年还没有抛弃他早年的理想。这是他特别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

但是这个理想,他慢慢发现不对了。他发现从史达林到毛泽东,所实行的,在他讲,都是假的,虚伪的假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而不是真正为人类的平等,自由等种种价值而努力的一种社会制度所以他不能不说话,不能不批评但是他并不是想推翻什么。。;或者有什么激烈的行动。他只是站在体制之内,希望中国在体制不动的情况下,慢慢走向光明。尤其是在毛泽东死了之后,他以为这也许有一个机会。因为当时在中国,在中共党外,党内,都有一种期待,觉得最大的问题解决了,现在真正的问题是怎么样走上社会主义。刘先生就是在那种心态之下,出来说话的。他所到之处,我所知道的,老百姓有各种苦难,都向他诉求。希望通过他的笔,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出来,得到一种公平的待遇。所以他在这种情形之下为老百姓说话,暴露了党的 - 他自己的党的 - 。许多罪恶这是他最后被邓小平赶出党的重要原因。

但实际上,他是更忠于党的。他忠于党,用他的话说是“另一种忠诚。”他不是奴才式的,没有思想的追随,盲目的追随,而是希望这个党真正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能够给中国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所以认为他的党应该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为中国努力的。所以他的所谓“爱”,“忠”,都是对中国,也是对中国老百姓,而不是狭义的对一个执政党的爱。

宾雁先生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那么他的这些正义感,他的这种敢言的精神是不是完全是从马克思那里来得呢?我相信当然有关系。但是我不相信这是最重要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他是中国文化培养出来的人。在他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他早已接受了中国的文化。作为一个中国知识人,他不可能不接触到许多中国过去的传统。这个传统有好的有坏的。坏的,在五四时代以来已经慢慢被批判了。但是好的,还是在中国知识人的身上。我的感觉是,这种敢言的批评(行为),正是中国知识人的 - 我们叫“士”的 - 一个最重要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要说话这是我们从周代可靠的文献中知道,在孔子以前。。;早已有一种说法,士是要说话的,要批评的。老百姓,庶人也要说话的,也可以谤的,可以骂政府的。所以,我们有“士传言,庶人谤”的古训。老百姓对政治不满意,我们要知道。这是中国很早的一种智慧。最早上古的帝王都有这样的智慧。就是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你要不叫老百姓说话,比防河缺口还要难。是做不到的。所以最好是让老百姓说出话来,鼓励老百姓说话,鼓励老百姓甚至于骂。我们叫“谤”诽谤的“谤。”庶人谤“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所以孔子就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如果天下有道,社会合理的话,老百姓就不会骂,不会批评的。这个老百姓也包扩“士“在内。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无道,那一定要骂的。所以这是”士“的一个基本精神。刘先生就继承了这样一个精神。

这个精神在宋朝,儒教复兴以后,有更现代化的形式出现这就是我们人人都知道的。

有一位范仲淹,他一生就是敢说话。三次在朝廷被贬出去。每一次被贬出去,朋友都在开封给他送行,送出开封。那时开封是中国的国都,就说,你这次很光荣。第二次说,更光荣。第三次就说,更光荣得不得了了。所以范仲淹自嘲地说,我现在前后已经三光了。这是他敢说话付出的代价。但是我们知道,那时候,执政的人虽然不喜欢他,把他赶出去,可是他拥有他的朋友,他的同僚。知道他的人都越来越佩服他。这也是刘先生的遭遇。刘先生两次给赶出党,虽然不是三光,但是也差不多了。所以他一次比一次光荣。而在实际上,尽管他的党讨厌他,可是他自己受到老百姓,受到朋友,受到知识界,收到许多正义感的人的尊敬。

范仲淹也说过一句话,他第三次被赶出去以后,有一个朋友(梅圣俞 - 编者)写了一首赋“灵乌”就是乌鸦,很灵活,神灵的一种乌鸦,老要叫。我们中国实际上是讨厌老鸦的。认为老鸦是不好听的。可是老鸦表现它自己的感受,不能不叫。所以“灵乌赋”就是歌颂范冲淹的。范冲淹做了一个长赋,作为答复。其中有两句话,很有名,这两句就是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什么叫“宁鸣而死?就是说这个老鸦宁可叫,鸣,而死掉,但是他不肯默默的不出声而活下去。所以胡适之先生称为,这是中国“不自由,毋宁死”的一种表现。中国有这个观念,只是说法不同。

刘先生当然就是继承了这样一个“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传统。这也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传统。关于这个老鸦,后来胡适之自己有一首诗,也叫“老鸦。新诗很难背,不过我大概记得是这样说的,他是以老鸦的口气做这首诗的,他说,我大清早起,在人家屋上啼,人家讨厌我,说我不吉利(老鸦叫。大家认为不吉利的),但是呢,我不能呢呢喃喃地讨人家欢喜(注)。

这就是胡适当时为自由主义者争取说话的自由。先是骂国民党,后来当然骂共产党,以致左右不讨好,招两面咒诅。这首诗也就是继承了范仲淹“灵乌赋”的传统。所以在我看来,宾雁固然是马克思主义者,固然受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正义(理论)方面的激励,但是说到最后,他仍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光辉的产品。

谢谢。

【北明根据录音记录整理,经演讲者本人审校】

(选自“刘宾雁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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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胡适“老鸦”全文:!一,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二,天寒风紧,/无枝可栖。/我整日里飞去飞回,/整日里又寒又饥。──/我不能带着鞘儿,/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飞,/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头,/赚一把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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