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曾策划追究乔石“制止动乱不力”的责任(高新)

2015-06-25
电邮
评论
Share
打印
李鹏(AFP PHOTO)
李鹏(AFP PHOTO)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为乔石说句公道话》中已经说过在乔石被“盖棺论定”之时有境外华文媒体把他形容为“曾参与六四屠杀的中共前领导人”,实在是有欠公道。把“六四”镇压的所谓“功劳”也分给乔石一份,李鹏肯定会第一个反对。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日,赵紫阳曾在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其中提到学潮问题时,内容比较温和,受到大学生们的欢迎。

“这篇讲话发表前,讲话稿曾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当时,李鹏、李锡铭、姚依林、杨尚昆都要求赵紫阳在讲话中‘明确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但被赵紫阳拒绝。”

这段内容出自中共没有公开发表的,但在党内作过传达的李鹏于八九年六月二十二日所做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其中提到李鹏及其他人就“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向赵紫阳发难时,单单没有提乔石和胡启立,可见乔石当时至少是保持沉默,而不是积极主动地站在强硬派的立场上,为李鹏和姚依林帮腔。

另外,笔者当年为撰写《乔石传》所搜集到的在中国大陆境内于八九“六四”事件之后公开发表的一些领导人物介绍之类的文章、书籍中,从对赵紫阳、乔石和李鹏、姚依林等人的评价中,也能分析出乔石在“六四”镇压问题上的“不明朗”态度。

比如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六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政务院)历届总理副总理小传》一书中,对赵紫阳的一段评价完全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等文件的内容,对赵紫阳在政治问题上的“错误”,特别是在“六四”决策过程中的表现进行了全面否定。

对李鹏的一段评价是:“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动乱和暴乱,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李鹏和政治局常委的多数,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正确地作出了坚决平暴的决策,粉碎了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罪恶阴谋……。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爱戴和尊重。”

对姚依林的一段评价是:“一九八九年……,姚依林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多数同志一起,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正确地作出了坚决平暴的决策……。(在罢免赵紫阳等人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姚依林继续担任政治局常委。”

而此书对乔石的全部介绍材料中,对其在“六四”镇压决策过程中的表现则只字未提。与书中对赵紫阳的否定评价及对李鹏和姚依林的肯定价相对照,乔石本来也是所谓“政治局常委的多数”之一,却单单不提他在“六四”决策过程中的表现。如果乔石在“六四”决策过程中同李鹏和姚依林的态度一样是“坚决”和“正确”地反对赵紫阳,不写出而且重笔着墨这一点,岂不是太不公平了?可见书的作者似有难言之隐。

这本书的作者之一是在中南海里办公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研究员,对乔石在“六四”决策过程中的暖昧态度肯定是了解的。所以才在书中对乔石的评价上,避开了“六四”这一笔。

再者,从“六四”镇压前后的许多表面现象看,也能够分析出乔石在对付学潮问题上的真实态度。

其一,八九学运前期,因为以乔石为首的中央政法委员会态度暧昧,所以上至公安部,下至北京市公安局;上至武警总部,下至北京武警总队手下的公安干警和武装警察,一直都是只做象征性表示,基本没有对大学生和北京社会各界的游行、示威活动采取过份的暴力手段。“武警和公安行动不果断,措施不强硬,手段不坚决”无疑应该是邓小平决心调派野战军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共制造“六四”屠杀事件后,曾有其公安部门的知情人对笔者说:学潮初起时,如果中央政法委书记不是乔石而是李鹏或其他强硬分子,共产党的“执政府”新华门前,肯定会发生中国历史上的第二出“三.一八”惨案。

凡亲身参加过一九八九学运的大学生,应该说无人不知“三.一八”惨案是中国现代史史上最典型的一次政府开枪镇压和平请愿群众事件。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师生及各界群众代表数千人,前往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临时执政府所在举行和平请愿。时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临时总执政”段祺瑞下令卫队向手无寸铁的请愿人群开枪射击,当场死四十余人,伤一百五十人。史称“三.一八”惨案。著名文豪鲁迅当时为纪念在此惨案中牺牲的学生刘和珍,曾撰写《纪念刘和珍》一文,称屠杀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中共建政后,因为鲁迅这篇文章被收入全国统编的中学语文课本,所以整个中国大陆凡中学以上文化程度者,无人不知何为“三.一八”惨案。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九日清晨,数千名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新华门前示威的大学生和围观群众,曾手挽手多次冲击由武装警察和中南海“禁卫军”组成的人墙,企图进入中南海。几次交锋后,大批军警驱散围观人群,同时将多数在场大学生强行架上临时调来的大客车运回各自学校。

次日,大学生们四处宣传新华门前的警察足登大头皮鞋,手持武装带踏打了学生,并在游行过程中展示血衣,而政府发言人则辩称当时“奉命执行任务”的警察全部穿的是胶鞋,在政府发言人与学生代表的“对话”会上,双方为皮鞋和胶鞋的问题争得没完没了。但大学生们哪里知道,就在他们狂热冲击新华门的时候,若不是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乔石顶住了李鹏和姚依林等人的压力,大学生们面对的岂止是皮鞋和武装带,而是刺刀和子弹了。

据赵紫阳在八九年六月正式下台之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自辩讲话透露:“……四月十九日夜,李鹏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学生在冲新华门,怎么还不采取措施?我说乔石在第一线,准备了各种预案,他会临机处置的。随后我打电话告诉了乔石同志。”

而当时亲临新华门“一线”,座镇中共中央警卫局值班室指挥武装警察和“禁卫军”,与冲击新华门大学生只有数米之遥的乔石所采取的“预案”,大前提就是不当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段祺瑞”。所以,他和其副手王芳等人紧急制定出的对策,就是为防止流血事件发生,警察和士兵不带武器,并设计了从北京市政部门调来大客车将学生强行拉走的高明办法。

再看后来的形势发展,如果八九年的四月底和五月初,乔石完全是坚定地站在李鹏等主杀派一边,根本不去理会赵紫阳,那么,他随时可以籍“维护社会治安”为借口,在他自己的权限范围之内,派警察和武警采取强硬行动,就象华国锋等人处理十三年前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一样,只用电棍、木棍和手铐,而根本用不着开枪,就很可能把“动乱”消灭在萌芽状态中了。

但是,乔石在这段时间内一直是按兵不动,而在分别以李鹏和赵紫阳为代表的,两派意见的激烈矛盾斗争中,他基本上是缄口默言,等待“老同志”们拿出一致意见及所谓政治局的“集体决议”。

不过,也正因为乔石没有趁早采取李鹏等人所希望的强硬“措施”,学潮也就一步步升级,终于让“大家长”邓小平意识到发挥他“中央军委主席”权威必要。至此,赵紫阳也好,胡启立及乔石也好,已经没有回天之力了。

笔者当年在出版了《乔石传》之后,有中国内地读者不畏政治风险给笔者陆续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内部资料,可惜因为此书没有再版,所以未能将这些重要的内容充实进去。这些资料中最能说明乔石在整个八九学潮过程中绝对不是“主杀派”的一则就是李鹏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彻底整垮了赵紫阳之后,一度也曾计划对乔石进行政治清算,找到赵紫阳专案组组长王任重,要求他不但要重点清查赵紫阳与胡启立之间的“非组织关系”,也要让赵紫阳交待一下他和乔石之间是否存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合作关系”。李鹏对王任重说:军队执行戒严过程中死人了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但事态发展到不流血就夺不回天安门广场的地步,完全是因为赵紫阳和他在党内的政治帮凶对学生动乱行为一味放纵所导致,如果四月份大学生冲击新华门时乔石能够采取坚决、果断的强硬措施,把动乱大学生的坏头头当场绳之以法,就可能不会再有越闹越大,越闹越没完没了的政治动乱......

下篇文章里,笔者将继续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在当年镇压八九学潮的过程中,乔石所领导的武警和公安为什么被李鹏等人指责为“行动不果断,措施不强硬,手段不坚决”。

(文章只代表作者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dge及Safari用户可直接点击收听
其他浏览器用户请点此下载播放插件

完整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