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借国安委还魂“党的一元化领导”(高新)

2013-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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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军警在人民大会堂附近列队巡逻。(法新社)
资料图片:军警在人民大会堂附近列队巡逻。(法新社)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宣布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后,海内外评论中的多数都与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介绍过的中共国防科技大学教授徐辉的“大安全理念”异曲同工,徐辉认为“国家安全大战略不仅包含军事安全,还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信息、社会稳定等全方位安全......只要潜在或现实威胁到国家层面的安全(国家意义上的“隐患”和“事故”),不管什么方面,国家安全委员会就会发挥作用,这无疑是基于大安全理念。”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许涛研究员的解读是:国家安全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上来讲。从狭义上讲,国家安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防安全,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应对外部威胁、外敌入侵时的国防安全。而广义上的国家安全,则范围更广,涉及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恐怖主义等。”基于此,许涛认为习近平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具体组成,“可以预见的是,核心机构将精干权威,但辐射面广,涵盖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他分析到,比如军事安全、经济安全都算是传统安全观上的涵义,而现在涉及的其它更多的方面,像应对外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还有信息安全、对突发事件的处置,都属于现在国家安全的范畴。所以,可以预见,军事、外交、安全、文化、经济等部门,都会有相应的人员和组织参与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甚至是组织构建。

CCTV证券频道评论员许一力认为:“‘传统’安全概念一般指与各主权国家间军事、政治和外交行为有关的冲突,如国防建设、大国博弈、边界纠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等。在21世纪,全球化之后,其实还催生出一些隐形的“国界线”,刷新了对国家主权及安全的传统认识。比如粮食安全,金融、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等......。在非传统安全的研究视野中,能源安全、产业安全、文化安全、食品安全、粮食安全,甚至连生物安全、生态环境安全、艾滋病、SARS等大规模传染病等等领域也被纳入国家关注的视角。”

许一力说:“上述所有‘非传统安全’内容背后的繁复和牵扯部门的多样性,你就能理解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是有非常现实意义的。”

按照上述人等的解读,我们说习近平新成立的国安委将会“横跨党、政、军、民、学,概括东西南北中”毫不夸张。这就不能不令人联想起毛泽东时代的所谓“党的一元化领导”。

中共人民网上党史百科的相关词条解释说:“党的一元化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一种领导体制。所谓党的一元化领导,就是党的委员会对党、政、军、民等一切工作实行统一领导。”

百度百科中没有收录“党的一元化领导”这一词条,但其“一元化领导”的词条解释针对的就是“党的一元化领导”,意即“同一层次各个不同性质的组织和领导机关,均接受同级党组织统一领导的一体化领导体制。这种领导体制表现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百度的相关词条中具体解释说:“在反复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而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书记,特别是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实质变成了党委第一书记的个人领导”;“‘党的一元化领导’与‘党政不分’、‘党领导一切’、‘党管一切’等问题,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已经出现和存在了,建国以后发展成为全局性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一元化领导’、‘党领导一切’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和突出,以致前所未有地被屡次写进党章,可以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69年4月,九大党章规定:各级党委要‘根据一元化领导’的原则实行领导。1973年8月28日,十大党章进一步规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和民兵、工会、贫下中农协会、妇女联合会、共产主义青年团、红卫兵、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红小兵,都必须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王洪文“十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反复强调了‘党的一元化领导’。”

叶剑英怂恿着华国锋把毛夫人江青、毛侄子毛远新及其主要追随者们一并打入天牢之后也还是在他所做的《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强调: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实际上是由邓小平主导的中共于1978年12月22日发布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仍还出现了一处“党的一元化领导”,即“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不过就在这个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夜举行的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的讲话内容中已经对“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弊端有所批判。他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在该校主办的电子期刊《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上撰文认为“从问题的实质来看,应该说,1982年9月召开的十二大就对‘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党领导一切’做出了否定性的回应......。十二大党章和报告,不但没有再提‘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党领导一切’,反而破天荒第一次对党的领导做出了这样的概括:‘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用以取代‘文革’中几届党章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规定。这实际上表明,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种最高领导机关的最高权威,对‘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党领导一切’给予了根本性、实质性的否定。”

从一九八二年以取消党主席制和实际否定“党领导一切”、“党的一元化领导”为重要标志的中共十二大的召开到去年十八大上习近平上位,其间已经经过了整整三十年。这三十年正好又可以以一九九二年的十四大为分界线,把前十年大致界定为“邓时代”,后二十年界定为“江胡时代”。

江胡时代的前十年----即江泽民主政的那十年里,向毛时代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倒退的最重要的几大代表性动作包括:

一,将已经降格为“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的中央政法委恢复为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的实际上是与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纪检委平级的常设机构;

二,将武警部队升格与二炮部队平级的中央军委直属正大军区级单位;

三,进一步加强党管司法,新建涵盖党政军民学及“群众团体”的四十个成员单位的中共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与中央政法委共同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的党中央常设机构;

四,新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属常设机构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将国务院系统的科、教、文、体、卫,以及广播、电影、电视、出版发行以及各类传媒全部收编至“党的直接领导”之下。

如今习近平在江泽民已经打下的“党权”基础上更进一步,明显是要通过肯定是要由他亲自挂帅的国安委,以“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借口,堂而皇之地堂地向自己手中集权。这不禁令人回想起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一段讲话内容:“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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