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氏国安委的工作指导方针:攘外必先安内(高新)

2013-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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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当局动用大批警力进行维稳(网友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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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笔在上周的《习氏国安委将会整合N个“中央领导小组”及常设办公室》一文中已经分析了即将正式挂牌对外营业的习氏国安委应该会是在江泽民时代即已经开始的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的基础上,除了要整合进中央政法委和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的职能或者干脆连整个机构都合并进去之外,今年秋季才正式对外挂牌的国家反恐领导小组和它的常设办公室,江泽民时代即已经成立的“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和它的常设机构“中央610办公室”,以及西藏“3.14事件”发生次日即成立的“中央防范和处理藏区危机领导小组”(日后改名为现在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挂帅的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和它的常设办公机构“3.14办公室”,还有胡锦涛时代为因应新疆地区发生的“7.5事件而成立的中央防范和处理新疆地区危机领导小组(日后改名为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现也由俞正声领衔)和它的常设办公室等,都有百分之百的理由被整合进习氏国安委。

至于今年秋季才刚刚对外挂牌的国家反恐领导小组和它的办公室与此前一直存在的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到底是一个关系,也已经有许多国内网友表示“强烈好奇”,是“后者取代前者”还是“后者接受前者领导”,还是......?

所谓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是江泽民时代的1998年3月27日成立的,下有常设办事机构——中央维护稳定办公室,在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办公。胡锦涛时代的这个机构是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挂帅。下设的“维稳办”主任是中共中央委员﹑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刘京,当时中国大陆有媒体报道说它和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一样,都被列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但事实上应该是合署办公。

该机构对外宣称的工作内容包括:1、调查研究,及时掌握全国维稳动态,分析社会稳定形势。2、组织协调,指导全国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3、适时提出维护社会稳定的措施和对策。4、承办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5、负责中央维护稳定工作方面文电的起草、保管和保密工作。由此可见维稳领导小组过去一直是与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相辅相成,一个对内维稳,一个对外求安。现如今无疑都会成为习氏国安委的主要构成内容。

另外,内部列编为中共中央“常设领导小组”的机构至少还应该有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都应该由新成立的国安委统辖,理由是应对未来几乎还会发生、再发生的台海危机本来就是“传统国家安全”的定义内容,香港和澳门虽然再无被“国土分裂”之忧,但那两个地方都是迎击境外、国外意识形态渗透及反共宣传的滩头阵地,虽说意识形态渗透也好,反共宣传也好,威胁的都是共产党政权的安全而不是国家的安全,但就象这个政权从来都是有意制造概念混淆,故意把“爱国”和“爱党”揉搓到一块儿堆儿一样,一向也都是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号保障其一党之私。从这个角度分析,另有一个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的工作内容更应该是习氏国安委的涵盖事项。

这个政权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即因为城乡差别的扩大以及只有印度的种姓制度才能与之比丑的人为划分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户口政策仍然被继续维系导致“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对习近平所说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来讲已经尤如一座蓄势待发的活火山。

所谓“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按照体制内专家的说法,所谓“三农问题”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虽说是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但能否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关键是看“三农”问题能否得到很好解决。“三农”问题不解决,长期来看,不利于社会稳定;从短期来看,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那么,官方公开承认的“三农问题”或者说“三农危机”的难解甚至被一些体制内专家悲叹为“无解”的原因就在于由这一问题折射出来的制度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反映国民待遇的法权落实问题又有产权明晰问题;既有行政权障碍问题,又有知情权、发展权障碍问题;更有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因素。但要探析与“三农”问题形成相关的终极制度原因,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社会等级制度当为其要。事实上,二元社会体制本质上反映的是按社会等级高低决定发展的先后顺序、接受各种公共服务的多寡以及就业的选择机会等。农村多数县乡财政的窘况和供养人员过多,不仅危机到对农民的公共服务,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因此可以说,“三农”问题的根本制度原因是社会等级制度及其思想观念影响下的社会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二元体制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农村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仍极不完善,政策缺位。

据国家统计局等11个部委抽样调查,平均每个乡镇党政内设机构为16个,其人员平均158人,超过正常编制的2—3倍;平均每个乡镇下属单位为19个,其人员290余人。严重超编的吃饭人头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一部分政府机关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入不敷出,而这种财政状况正是农村滥收费的根源之一。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农村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2124扩大到0.3361,增幅过快,也远远大于城市的增幅(0.16-0.295)。这便是被中共体制内专家悲叹“三农问题无解”的重要理由之一,因为这些为数严重超过“正常编制”的乡镇党政机构内的所有被豢养人员是中共政权维持农村社会稳定的第一线倚靠力量,从常理分析,这批“干部”若被“精简”一成,就意味着农村地区“维稳工作”的战斗力相应缩减了一分。所以,如果要维持和保持农村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简言之就是为了有效防止中国大地的广大农村地区随时出现无数个“陈胜”和“吴广”,乡镇党政机关的在编人员不但不应减少而且还应该不断增加,但如此一来均摊到每个农民身上的“滥收费”内容和款额就会继续飙升......直到他们再也无力承受,所以就再也无法忍受为止。到那个时候,“维稳”二字就就得被改成“平暴”了。

正是因为早已经认识到了如上问题的严重性以及预期到了仍然会继续严重下去,所以当年江泽民在十四大上巩固了自己共产党领导核心的地位之后立刻组建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该小组成立至今已经二十年有余,可是严重的“三农问题”不但依旧严重,而且已经在“三农”基础上更严重为“四农”,加上了所谓“农民工问题”。

今年六月,中共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一纸《关于成立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声称“为进一步加强对农民工工作的组织领导,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国务院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同时撤销”。这一新成立机构由国务院副总理马凯签头,“组成人员”和中央社会治安管理综治治理委员会的“会员单位”大致雷同,这里就不一一例举。

综合上所述,习近平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目的虽然是统管对外求安和对内保安,但按照中国人民的前领袖蒋委员长介石先生攘外必先安内的遗训,对内保安才是首当其冲,更何况对当前的中共政权而言,外部世界虽然不能说是“歌舞升平”但至少不能说是“兵临城下”,现实的威胁和危险无疑都来来自于境内,其严重程度用“大敌当前”形容绝不是危言耸听。“四农”(“三农”加一)问题如果对付不好,不是导致“南昌起义”重演,就是召致井岗山上(或者其他什么山上)再聚“朱毛匪帮”;新疆和西藏问题如果应对不力,虽不太可能导致“五胡乱华”的历史再现,但只要会有大规模的以暴制暴的军警联手武装镇压民族骚乱的惨烈场面出现,后果就已经不堪设想----无论对中共政权自身还是中华民族。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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